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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一瓶清供》
主笔/苏泓月
学者、作家，《时尚芭莎》文化艺术总监
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艺术与汉传佛教
2016年“中国好书”奖、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得主
“天地烟煴，百卉含花。鸣鹤交颈，雎鸠相和。”
汉代张衡曾作歌唱道，天地阴阳之气流转，四季寒暑轮回交替，大地生出奇芳异姿，万灵相爱相合。早在先秦，男女之间以时令鲜花传递心意，“维士与女，伊其相谑，赠之以芍药。”（《诗·郑风·溱洧》）
佛教东传，中原始以瓶插贮鲜花，于佛前清供。
“供花”再往前可追溯到古老的米索不达美亚平原，那里的人们取花为饰，风俗传入印度，花儿被摘取结贯，装饰头发和身体。
佛经“华鬘”一词，“华”即花，“鬘”为结缀，将花编结在一起，供养佛身，而僧不得受，俗人亦不得著。《玄应音义》云：“结鬘师多用苏摩那华，行列结之，以为条贯，无问男女贵贱，皆此庄严，或首或身，以为饰好。”苏摩那华，又称悦意花，黄白色，有香味，见者心生欢悦。
古印度的浮雕上有贤瓶里插着莲花的图案，贤瓶特指插花供佛使用的瓶器，阔口、鼓腹、束颈，又称宝瓶、吉祥瓶、如意瓶。后汉译《修行本起经》里有瓶花供佛的场景：“须臾佛到，知童子心时，有一女持瓶盛花，佛度光明，彻照花瓶，变为琉璃。”
现实中的供花文字记载始见南朝齐，“有献莲花供佛者，众僧以铜甖盛水,渍其茎,欲华不萎。”（《南史·晋安王子懋传》）铜甖原是酒器，我国僧人用它养莲，或是因为其器形与古印度贤瓶接近。
瓶花从佛台前渐渐融入民间生活，在唐代慢慢形成插花清供的艺术。既有真花供养，也有丝织品做的五彩仿真花。
明 陈洪绶《清供图》轴，绢本设色，纵134cm，横53cm，图片提供：匡时国际
从唐中期欧阳詹撰《春盘赋》可知，春季，唐代的巧手仕女以盘、盂为大地，以绮绣做百花迎接春天，“丛林具秀，百卉争新。一本一枝，协陶甄之妙致；片花片蕊，得造化之穷神。”一盘中有一片碧林，碧林中有百花争妍，一花一蕊，尽显自然造化。
晚唐罗虬撰《花九锡》，是首篇关于花艺的作品，“锡”，通“赐”，“九锡”原指功臣受赏的九种礼器，这里指插花仪式之九事。文曰：“一、重顶帷（障风）；二、金剪刀（剪折）；三、甘泉（浸）；四、玉缸（贮）；五、雕文台座（安置）；六、画图；七、翻曲；八、美醑（赏）；九、新诗（咏）。”
插供已不止修剪放置那么简单，须以金剪侍之，甘泉浸养，玉缸盛贮，上设挡风的重顶帷，下置雕饰台座，花供好后，将它写真入画，为它新翻曲子歌唱，持美酒来清赏，作诗以颂咏，专门料理一席载乐载酒的赏花宴，可见唐人供花的仪式感。
宋元,焚香、烹茶、插花、挂画为文人生活不可缺少的四艺。元人张雨在《水仙子》里这样说：“挂一幅单条画，供一瓶得意花，自烧香童子煎茶。”花的选择、配搭、布局，包含中国文人特有的审美观，以清、疏、淡、远为宗旨，作为文人清供里已然是非常重要的部分，瓶花至明代到达巅峰。
明万历二十三年，即1595年，张谦德撰成《瓶花谱》，开头便说瓶花为“幽栖逸事”中的“难解”之事。
文人不与世俗同流，幽然深居、闲逸悦然的清雅生活，此间有诸般闲趣，惟有瓶花最难掌握，领悟其精髓者罕见到“亿不得一”的程度。他指出凡是插花艺术，首先是择瓶技巧。
应合时令与场地来安排，春、冬两季用铜，夏、秋两季用瓷，堂厦宜高瓶大枝，书斋宜小瓶疏枝。这里的铜多指古青铜器，而金、银为贱，因其太过富丽。
瓶器不能成对，也不可有环耳，否则弄得像神祠，香火气太甚。瓶口宜小，瓶足宜厚，这样的形制既安稳又聚气。
古青铜器为花瓶，可选大小适宜的觚、觯、罍、尊、壶等器形，它们在商周时为酒器，又是尊贵的礼器。
其中接近后世花瓶的是觚，侈口，体长，腰细，适合纤纤花枝少许，斑斑青锈，苍古宁静，姣姣花颜，又灿若新霞。
有些西周早期的青铜器，器主可能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商朝遗民，器身满铺云雷纹、夔龙纹，或饰蛇纹、蚕纹、蝉纹等繁缛纹饰，仿佛时间在流动的线条上凝结成永恒，来承托短暂鲜新花朵。
民国 赵叔孺 《岁朝清供》，绢本设色，纵67.3 cm，横40cm，图片提供：香港苏富比
青铜瓶入土年久，受土中湿气和物质渗透，养花可使花色鲜明，花开得早而迟凋谢。由夏、秋两季湿度高，铜容易锈化，而春、冬两季铜中的微量元素参与植物氧化还原代谢过程，可辅助植物提高抗寒。
冬季水易生冰，瓷会炸裂，故春冬两季，最宜铜瓶。宋人李正民有首《瓶花》诗说的便是这个道理：“折得寒梅全未开，铜瓶贮水养根荄。临鸾竞洗晨妆面，疑是春风入户来。”
唐代以降，花瓶始崇尚窑器，最珍贵当属柴窑和汝窑，今日已不可再得。那么可选官窑、哥窑、宣窑、定窑的窑器，接着是龙泉窑和钧窑，宋代有乌泥窑、成化窑，也依次被珍重。
瓶形可选仿青铜器之觚、尊等，纸槌瓶、胆瓶、鹅颈等亦是上品。
再如南宋的仿古琮式瓶，器形取自新石器时代始有的尊贵礼器——玉琮，内圆外方，象征天圆地方，通体罩青、白瓷釉，玉般光洁莹润。受道教文化的影响，瓶身多饰八卦纹，琮式瓶也常用来放置占卜用的蓍草，因此，它又称蓍草瓶或八卦瓶。
我们今日常见的葫芦样，南宋已有，因其形如“吉”字渐兴，到明代，更成“福禄”象征，但在张谦德眼中不入清供，大概世俗气中，由于疾病有关，引起忌讳。
清 居廉《清供》，纸本设色，纵71 cm，横33cm，图片提供：中国嘉德
《瓶花谱》问世四年后，袁宏道撰成《瓶史》。
在书中，他首先列出自己常选的花材，春季取梅、海棠；夏季有牡丹、芍药、石榴；秋季择木樨、莲、菊；冬季为蜡梅。它们并不珍稀，而因雅香与美姿为瓶中上客。
且分别有不同的品第，如梅花以重叶、绿萼、玉蝶、百叶缃梅为上，海棠以西府、紫绵为上，在此不一一例举。
择花的格调，并非袁宏道的独创，南宋范成大即言：“水仙携蜡梅，来做散花雨。”（《瓶花》二首之一）
文人常不在乎花的价格高低，普通的花，如能使书房增添清隽生气，亦是别致的佳品。
南宋文臣、理学家林希逸在胆瓶中插凤仙花，置于书房，此花香味明显，但很快转淡，对花读书，不知不觉中香气消散，他从中得到领悟：“便比古今求道者，学成却与道相忘。”
所谓真水无香，大道至简，人沉浸在书页里，在寻求智慧中忘我，忘了世俗的花香，花香同时消隐在时空中，湮灭在它的因缘里，也忘了与花相对的人。
和张德谦一样，袁宏道对瓶器十分重视。他强调，取花不可种类泛滥，哪怕瓶中空缺，宁可贮竹、柏数枝，也不肯将就市俗。至关重要的是养花的瓶器，他认为这就好似玉环、飞燕这样的美人，不可置于简陋的茅棚。
名士则如嵇康、阮籍、贺知章、李白，不能随随便便在酒馆食肆中招待他们。
将古器物以图画方式记下，汇集成册，称为“博古”，自宋徽宋始。
后世发展出博古纹装饰，不仅有青铜尊彝，更有各式清供的古瓶、古玉、古书画，乃至四时吉祥花卉，以及佛手、香椽、仙桃等佳果。
乾隆的书房“三希堂”，位于故宫养心殿的西暖阁，这里有一面被博古花瓶装饰的墙壁。
清乾隆帝热衷汉文化，他收藏历代珍贵墨书、碑拓的书房“三希堂”，有一面被十四件博古花瓶装饰的墙壁，又称轿瓶、壁瓶，似将一只花瓶竖剖，颈处有小孔便于贴壁，它们集宋代以来各式古瓶器形，诸样宝石制成的鲜花碧叶，装缀在瓶中。
清乾隆 绿色缎绣博古花瓶纹棉袍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乾隆深知瓶花之趣，又觉得时鲜花卉虽好，却免不了败落，挂在壁上的博古花瓶，可久存春意。此风还蔓延至后宫，妃嫔的吉服上绣着博古花瓶。
白瓷兽耳衔环瓶，插海棠花(后背下幅右)
青花缠枝唐草管耳瓶，插白梅、红茶花(后背下幅左)
清宫旧藏一件乾隆朝的后妃吉服，以绿色素缎为地，彩绣八种博古花瓶，如牡丹花配青铜双环兽耳瓶、蜀葵配龙穿花贯耳瓶、菊花和芙蓉花配青花黄釉宝月瓶、白梅和红茶花配青花缠枝唐草管耳瓶等，间饰牵牛、寿菊、水仙、石竹、彩蝶，与挂在三希堂墙壁上的清供花瓶风格一致。
白瓷蟠螭双耳瓶，插罂粟花(前襟下幅右)
白底彩云龙敞口瓶，插牡丹花(前襟上)
这些精致的瓶器与花卉配搭，于今时我们的案头清供也适用。若不喜雍荣艳丽，便学一学范成大或林希逸，寒天赏蜡梅，望春观水仙，入夏采撷一些凤仙、茉莉，漫香点染幽斋。
仿青铜双环兽耳瓶，插牡丹花(后背上)
青花黄釉宝月瓶，插菊花、芙蓉花(前襟下幅左)
瓶器宁旧勿新，择水优劣、采插宜称、室中陈设同样讲究。一瓶清供，窥见主人趣识、眼界与心性，虽由人作，宛若天开。瓶花入诗、入画，窗前伴月，书案侍砚，斜插一枝足矣。
若有绣绘折枝花或花鸟的纨扇，亦可代替鲜花插饰古瓶，是另一番精致妍丽。
本文原载于《时尚芭莎》10月下 艺术专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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